甬上风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 鄞州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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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2

内容提要

  •   《甬上风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丛书是宁波市“非遗”保护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从民间文学等七个大类入手,归纳分析了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特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甬上风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鄞州卷》遵循非遗大纲,结合鄞州实际状况,针对鄞州主要的非遗项目进行了深入介绍。书中涵盖了“梁祝传说”、“宁波走书”、“朱金漆木雕”、“骨木镶嵌”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对鄞州民间多年相沿的各种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竞技游艺、音乐舞蹈、庙会信仰、岁时节令和人生礼俗等也予以了详细介绍,客观而全面地记述了鄞州非遗项目的历史和现状。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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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五节 民间美术


    鄞州民间美术,是当地民间美术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美术技艺。民间美术的特色,多是在师徒传承形成。这也是鄞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保护与弘传的内容。鄞州区如下10项民间美术,如今后继有人,美不胜数。

    图42:旧时鄞县辉煌的民间传统技艺:烧窑、铸铁和草席等(历史图片选择或文化遗存)

    【朱金漆木雕】这是根植在浙东区域的优秀而古老的民间手工艺。它以樟木、椴木、银杏等纹理比较细腻的木材为对象,经过浮雕、圆雕和透雕后,上漆、贴金、彩绘,并运用砂金、碾银和开金等手段,制成造型古朴生动、金彩相间的器物。
    朱金漆木雕的特色,主要在于漆而兼重雕,依靠贴金箔和漆朱彩绘来进行装饰,因此非但雕刻力求精致,其漆工的修磨、刮填、上彩、贴金、描花也是十分讲究。“三分雕刻,七分漆匠”是朱金漆木雕艺人的经验总结。正是这种特有的工艺方式,使得朱金漆木雕产生了富丽堂皇、金光灿烂的效果。
     
    图1:朱金漆木雕代表作《万工轿》
    浙东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中出土的漆器和木雕,证实了中国最早的漆木器的故乡在浙东。约4000年前的鄞西芦家桥文化,也发现有与河姆渡同一文化时代的木构和雕刻。公元3世纪佛教传入鄞地,佛像佛塔使用朱金漆木雕。至唐宋,不少技艺和作品通过唐代鉴真、日本最澄、荣西、道元等,传到日本。特别是原藏日本法恩寺,高50厘米的朱金漆木雕释迦牟尼佛坐像,为日本入鄞僧人心地觉心,于南宋嘉熙元年(1237),请鄞县佛像师沈一郎雕刻漆金之后,带到日本。此在佛像胎心有墨书记录。(参见宁波市文化局《海外寻珍》图录)
     
    图2:金碧辉煌的天一阁古戏台
    明清时,鄞州的朱金漆木雕技艺精湛,广泛应用于建筑、宗教造像、日用器具、民俗会器和室内外陈设等。建于日本元禄9年(1676),现列为日本国宝的日本长崎崇福寺第一峰门,据门上的说明牌介绍,由鄞县人制作后,解体运到崇福寺安装。此外著名的十里红妆、千工床、万工轿、万工船,自宋代至明清,形成宁波传统民俗。日本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宁波府回赠日本贡品的地方土产,也有不少朱金漆木雕家具,其中包括轿、椅、床、榻以及民间用以迎神、赛会、祭祖、灯会的雕花朱金彩船、鼓亭和台阁等,也都堪称绝妙的民间工艺精品。
     
    图3:古代千工床

    朱金漆木雕的题材多取于古代历史和民间故事,清代晚期则多以戏曲京剧人物为主。此种手法亦称“京班体”。 “京班体”构图格局采用立视体,将近景、中景和远景处理在同一画面平面上,前景不档后景,充实饱满,井然有序。其与传统中国画的 “丈山、尺树、寸马、分人”的比例概
    念相反,人马大于房屋建筑。 “武士无                    图4:花板
    颈、美女无肩,老爷凸肚,武士挺胸”,这些程式化的民间表现手法,使传统朱金漆木雕妙趣无穷、手艺丰富、风韵独具。
     
    图5:朱金漆木雕花板
    朱金漆木雕的全部雕制技艺,从设计图样开始,可以分成材料准备、工具选制、木雕程序、髹漆、装金程序以及干燥后的修补调整等。其技术含有绘画、雕刻、漆饰等综合性手艺,因此传承脉络也显得复杂。
    朱金漆木雕最早有工匠名姓记录者,为南宋乾道三年(1167),日本重源和尚入宋,在阿育王寺遇到正在建寺造佛的陈和卿、陈佛寿等。淳熙八年(1181),陈氏兄弟率其余五位工匠应邀到日本东大寺建寺造佛。这在日本东大寺碑记中有记载。其他则有沈一郎、周六郎等。

      
    图6:传承人陈盖洪在雕刻中                    
    清代中晚期,鄞州朱金漆木雕名艺人有孙余生、徐筱照、黄宝山、黄炳荣和曹久裕等。
    孙余生是作场主,又能雕善漆。徐筱照,象山人,在鄞城开雕嵌店,重修城隍庙并带徒。余姚佛雕师黄宝山、黄炳荣,曾在城内开佛雕铺。曹久裕是当代多才多艺的曹厚德先生的父亲,鄞州曹村人,能雕善漆。民国时期(1911—1949),是鄞州手工艺商品化发展的高峰,朱金漆木雕应用广泛,内外销两旺,黄炳荣、王泰生、曹厚德、徐庆法、徐昌乾、何谦、王承嘉、杨明才都是著名艺人,在许多寺庙古建筑上留下了很多作品。
      
    图7:陈盖洪的朱金漆木雕工艺作品《千手观音》
    新中国成立后,以宁波工艺美术厂为主要专业企业,继续祖孙、父子和师徒传承形式。1957—1979年,朱金漆木雕应用内销、外销,在当时县内设工场、加工点和开办宁波工艺美术学校、二轻技校等。陈盖洪、谢武宏等中青年,师承曹厚德、徐昌乾等,在造像艺术、建筑雕饰和出口艺术品开拓了新一代的传统艺术,并从改革开放后,达到前所未有的成果和规模。2005年鄞州朱金漆木雕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图8: 位于横溪镇的朱金漆木雕艺术馆
                                                                                                                   
    横溪镇中艺雕塑厂厂长陈盖洪,致力于朱金漆木雕工艺,并自筹资金千万元,于2008年建造了1,3000平方米的朱金漆木雕艺术馆和传承基地。他耗时三年仿制的代表作品万工轿,2009年参加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评比,获金奖。同年,陈盖洪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朱金漆木雕传承人。宁波朱金漆木雕迎来了保护、传承、研究和发展的春天!
    【骨木镶嵌】“雕雕嵌嵌,同师傅下山”。这句鄞州老话,说明了骨木镶嵌技艺与木雕原是同一师傅出山,基本技艺相同。它的最初技艺是木嵌,即将薄板锯出的花样嵌入按花纹起槽的平板中,再经雕刻,髹漆,应用于家具、装饰及各种日用器物、会器、建筑门窗等。后来又用骨片、象牙片等材料作嵌入的花纹,称为骨嵌或象牙嵌。花纹凸起于平板,称为高嵌。花纹与平板磨平,刻上细线,称为平嵌,统称骨木镶嵌。它以鄞州区域为中心,广泛出现在宁波市区以及奉化、象山、宁海、余姚、慈溪、镇海和北仑。在清代晚期至民间,骨木镶嵌的家具和器物曾远销长江流域的武汉、成都、南京和北方的北京、山东和石家庄等。而浙江省内的杭州、绍兴、新昌、嵊县以及浙江省周边的江西、江苏、上海、温州和福建等地,也可发现其踪迹。这与骨木镶嵌的实用性强、装饰效果好和成本不高有关。2006年,骨木镶嵌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1:骨木镶嵌花板

    追溯鄞州的骨木镶嵌历史,还得从浙东河姆渡文化说起。
    浙东沿海丘陵为江南水乡。数千年来,木结构建筑、漆器、木雕和骨制品的遗存十分丰富。鄞东、鄞西的古遗址和古墓出土器物,对此为手工技艺雏形都有证实。
    我国先民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之后,总是千方百计地美化和装饰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装扮。其中镶嵌即是采用同类或异类材料互相嵌合的技艺。它包括木胎骨嵌、金属嵌、陶瓷嵌、竹木嵌和象牙嵌等。宁波市和鄞州发现唐宋古墓遗址和江滨码头遗址时,即有过罗甸片、骨饰、木雕和漆器等。虽然江南土质潮湿,骨木之类朽为灰土,然而从宋高宗曾禁毁宫廷中罗甸器、奢侈陈设品及宋代明州画家所绘《五百罗汉图》中,可见家具和室内饰品已有很精巧的雕刻手艺。漆器、木雕和嵌镶制品等,也会应运而生。
    宋明时,由于发达的海运,大批南国木材进口。著名的明式家具或也延续至清式家具。这使得镶嵌技艺与雕刻技艺,如日月同辉。今展览陈列于宁波博物馆的骨木、象牙嵌作品,无论是高嵌、平嵌还是混合嵌,都可觅见明清时代骨木嵌镶工艺的风貌。这类展品可谓国内特有。
    当然,今博物馆所见类似收藏品,仅属当时官宦富贵人家独有,仅进口紫檀、红木、黄花梨以及象牙、罗甸等,即使贫困劳作一生的平民,也是望而却步。因此清代中晚期开始,降低了档次,出现了大批平民百姓用得起的骨木平嵌。它在建筑门窗、家具陈设和日用中小器物等,都有广泛应用。而旧时鄞县每一乡镇都设有雕花嵌镶店铺和作坊,以满足当地富户和平民的需求。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农村还在继续做嵌镶大眠床。这一风俗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结束。

    图2:鄞州民间广泛流行的骨木镶嵌大眠床

    鄞州城内工艺美术厂自1962年建立之后,成为宁波地区最大规模的专业工厂。鄞县著名嵌镶师都曾集中在厂内传艺带徒。这些批量出口的产品中,曾有《群芳雅集图》、《西湖春泛图》等作品获海内外好评,并获国家轻工部金奖。1984年,骨木镶嵌全年产值为200万元人民币,其中出口产值达153.5万元。同一时期从事骨木嵌镶的技工也达百余人。
    骨木镶嵌是将嵌料嵌入底坯的鄞州特有手工艺。据考证,它最初以木高嵌替代木雕实剔,即木雕之中的薄浮雕。因薄形浮雕的实处花纹厚度仅0.5公分左右,大量精力花在起底工序中,而木雕的起底又是难度很高的技艺,故明清之际,出现了木嵌,免去起底的工序。而平嵌则是高嵌的平民化,价廉物美适应更多的市场需要。但无论木嵌、骨嵌、高嵌、象牙嵌或平嵌,其基本技术都是一样。

    图3:从木雕发展而来的骨木镶嵌,是鄞州特有的民间手工艺

    欲行骨木镶嵌工艺,先要准备工具、嵌料和辅料。其中如骨嵌或木嵌,要将嵌入的材料用钢丝锯做出花纹。不宜块面太大,以免脱落。线条块面要符合嵌得牢的要求。镶嵌时,按嵌料形状,用拨针划出痕迹,用特制的嵌凿起槽,敷入胶料,将花纹天衣无缝嵌入。平嵌打磨平整后,即可拉刀针。而高嵌细细的雕刻,最后经过漆工整理、上光髹漆,才算是全部完工。
    鄞州的骨木镶嵌从木雕中脱颖而出,至清代中期形成产业,由师徒、作场或家庭代代传承。清末,当地即有“城内红木作场,城外和丰纱厂”之说,呈现出规模。这些作场师傅,多集中于城内灵桥门、药行街和三法卿一带,与木器、嫁奁、贳器、雕花、镶嵌和漆艺店铺时合时分。他们有的前店后场,有的在乡下城镇或舟山、上海、慈溪、宁海、象山等设店铺,传艺带徒。新中国成立数十年后,逐步改行转业。这一时期,城区及其他县市工艺美术厂,实际制作的并不是原有的传统工艺品,而是现代日用器物。这一时期,宁波工艺美术厂曾为北京人大会堂制作了成套仿古红木罗甸嵌家具等。出口的罗甸嵌,也属于仿古新产品。1962年,宁波市自成立工艺美术厂起,镶嵌技艺至今已有三四代传承人。1993年之后,宁波工艺美厂及其他各地镶嵌技艺逐步萎缩。1999年,宁波紫林坊陈明伟和鄞州吴慈父子等继续致力于研究和传承,均取得显著成果。紫林坊艺术馆和陈明伟,成为宁波镶嵌传承基地和传承人。当地甬式家具博物馆,也开始致力于恢复鄞县镶嵌技艺。2006年,宁波(鄞县)骨木镶嵌技艺正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图4:紫林坊艺术馆收藏的骨木镶嵌代表作
    图5:骨木镶嵌技艺传承人陈明伟(工作照)

    【金银彩绣】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鄞州金银彩绣,即是将金线、银线与彩色丝绒合在一起,进行刺绣的民间美术工艺。由于它充分发挥了金银线的灿烂光辉,故具有华丽和强烈的光色效果,比平常的彩线绣,更显出高贵和豪华。金银彩绣在中国古代,属皇室宫廷专用手工艺。

    图1:高贵、华丽的金银彩绣是鄞州国家级非遗项目

    我国使用金箔金饰品可追溯到青铜时代。四川成都出土的3000年前的金箔《飞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刺绣则是中国最古老的手工艺之一。传说尧舜禹时代,先民即在衣裳上作画刺绣。先秦古籍《考工记》记载:“画绣二工共其职也。”中国古代礼服、吉服上的必要刺绣图案,称“十二章服”。秦汉时代则设了专门“绣坊”。用作金银绣的金银线,古代分为圆金和扁金。扁金即是直接将金银箔制成线,绣织在织物中;圆线则与现代金银线相同,用丝线作芯,外包极薄的金箔。金银线在唐时即已广泛应用于宫廷绣品。据传,杨贵妃有绣女600人。1978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则出土有金银彩绣霞披和绣鞋等。而直接用于佛像、佛画和佛经的则更多。
    入宋后,宁波与日本文化交流分外频繁,佛像、佛画、佛帐和金爛袈裟等,与日本交流不少。当地著名的绣女朱如一,曾绣《法华经》、《阿弥陀佛》、《观世音》等。自宋至明清,明州(宁波、鄞县)城内车轿街、咸塘街和碶闸街等,集中了多家绣庄,并以作坊形式承接官府和民间高档金银绣。宁波古代不产金,然而通过海上贸易,从日本输入的首位“细色”就是黄金、白银。它们在宁波熔炼为贵金属,加工成箔。这种做法,直到民国晚期仍享誉海内外。这些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都催生了宁波金银彩绣的发展和传承。所以新中国成立后,鄞县及附近各县市的绣品加工厂社,仍有十余家之多,而民间绣工则可以万计。这些以民间女子组成的绣工,多从8岁起即开始缝衣绣花。她们的手艺,也是旧时“女红”的一部分。

    图2:旧时女子从小即学习缝衣绣花,谓“女红”。金银彩绣也是“女红”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金银彩绣一直作为绣品行业抢救、继承和发展的项目。1987年,宁波金银彩绣(又称仿古绣)成立专业工厂(公司),年外贸收购值达到1182.32万元。这些承接出口的产品,除有宁波绣品总厂提供设计、绣制以外,宁波周边的上千名农村女性也参加了绣制。1989年,宁波市绣品总厂委托宁波市工艺美术学会组织设计“百鹤朝阳”金银彩绣,向国庆40周年献礼。作品由杨古城、许谨论担任主体画面设计,周玉屏等6位绣工将宁波传统金银彩绣法和现代绣法结合,制成这件宽4.5米、高3米的大型双面金银彩绣立屏。获作品获得当年轻工业部百花奖珍品“金奖”,并由中国工艺美术馆珍品馆收藏。

    图3:金银彩绣《百鹤朝阳》

    鄞州区金银彩绣的主要绣制特征,在于充分运用“盘金”、“填金”、“包金”以及 “隐花”和“胖绣”等绣法。2010年4月,浙江省著品绣品专家评审后认为,金银彩绣“很有特色”。这一绣法,不追求画面的写实和栩栩如生,而是在整体上追求华丽、厚重和装饰感,局部和细节上讲求排线、线块结合的针法。绣制题材以民间吉祥题材中的京班体、佛道神仙、吉祥神话故事传说以及珍禽异兽祥瑞的图案为主,底色也多以厚重的暗红、深蓝、黑色等,显衬金银彩线的光泽,因此具有强烈的装饰性。这一绣法广泛应用于服饰、帽饰、室内陈设、古代会器、戏曲服饰、宗教仪式、民间演艺和庆典等方面。
    金银彩绣的主要面料以缎为主,轻而薄的绢类织物也可以用。其主要辅料,以布料、棉花和纱布等,用作胖绣的垫料,隐在丝线内。绣制中,彩色丝线和金银绣均有粗细,但金银线密密地“钉”、“包”在彩线绣表面,不直接用于刺绣。
    绣制的工具主要为花绷。中小型的花绷为圆形竹圈。使用旱,二圈夹紧,一人操作。大型作品则用四方形木棚,可以收放尺寸,容二人以上操作。绣制完成以后的绣品,须背部“上桨”,才不易走形。

    图4:在花绷上绣制的女工

    与打铁、造房子相比,金银彩绣是细活,全凭眼功、手功和心功。因此,它的传承在中国历来是家庭母女与姐妹间传承。当然,在宫廷、官方或民间作场,则有师徒传承。
    宋代城镇商品经济发展之后,民间刺绣从自产自用、自娱自乐走向商品化,官方的服饰礼仪,也有专设的绣师。旧时鄞县城内曾多处设有 “教坊”、“绣庄”。其主要分布于月湖周边。诸如清代晚期大梁街、咸塘街、许德来绣花写花店、真善美戏服店等,即为专业的金银彩绣制工场。因有这些“教坊”、“绣庄”的存在,鄞县城内又有了专门绣坊、线厂、箔厂和纺丝坊等,提供充足的原料和辅料。清末民间戏曲的兴起,祠堂、庙寺、道观和会馆的演艺,也促进了金银彩绣作为商品走向市场化。新中国成立后,“许德来”、“真善美”等绣庄作坊并入绣花社。民间流散的绣工,有的作为家庭副业,继续为绣花厂(社)加工绣品。当时,下应街道史家码村史翠珍等5人,即为当时上万民间绣工的一部分。
    2005年,宁波市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传承抢救,原城内“许德来绣花”第六代传人许谨论(1948年2月生),成为金银彩绣传承人。据调查,许谨论高祖许德来在大梁街首开绣庄,之后传承于许嘉寿——许炳生(祖父)——许任泉——许谨论。

    图5:2010获全国金奖的作品《甬城元宵图》

    2009年,宁波金银绣有限公司成立后,这一项著名民间手工艺也有了研究和传承基地。2010年4月,该传承基地试制成功金银彩绣《甬城元宵图》长近3米,高近1米,获省市专家好评。它标志着金银彩绣这项技艺正焕发出璀璨的光辉。
    【灰塑】
    “邋遢泥水臭漆匠,污泥满身懒洋洋” 。我国古代对泥水匠的口碑虽然不佳,但“没有泥水匠,安身没有家”。灰塑又是泥水匠中的丹青高手。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泥水匠,优秀的灰塑师傅更是少之又少。
    “敬重师傅敬重屋”。中国民间传说认为,木匠和泥水师傅是同一祖师,灰塑师傅又归属于制作立体画的“画匠”。旧鄞县城内天封塔下的鲁班殿,也是泥水业祭祖聚会之处。泥水匠虽然一天到晚与泥、水、砖瓦和石灰打交道,但这石灰一旦到了泥水师傅手里,便变得十分神奇。
    一般所见的石灰,多由石灰石制成。我国各地多有出产,浙江尤以浙西为多。但包括宁波在内的沿海地区,通常所用泥水灰,却用牡蛎壳烧成,故称“蛎灰”。泥水师傅不仅可以用这石灰作胶粘原料,起到防漏、防腐的作用,手艺高的泥水师傅还会用它掺和石沙,在墙头和屋脊上塑制各种花纹、图案、山水和人物等。这样的手工技艺也称为“灰塑”,民间亦称“灰雕”。

    图1: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内的灰塑作品“八骏图”、“麒麟”

    中国人发现石灰和壳灰(蛎灰、蜊灰)的黏结和防腐功能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鄞县的汉晋古墓,即已采用石灰嵌缝(现代称为“浆砌”)。鄞东南宋石牌坊上,至今留下的石灰填料,还十分坚固。但直接用这种石灰在古建筑中塑制花纹,今见遗存的还是明清时期。因为有些立体的灰塑,必须用胎骨竹、木和铁丝等作支撑。否则寿命不会太久,通常300年左右就会毁掉。所以现存的灰塑作品多保存在寺庙、祠堂、园林及民居大宅中,不会引起碰撞的部位。灰塑与石雕、砖刻相结合,可以经得起室外的雨淋日晒、寒来暑往,并成为浙东富有民俗和地方特色的民间手工艺。
    灰塑技艺和主要工艺流程有图样设计、塑造材料配制和制作骨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塑形。它从粗到细,修整、上色、上胶等主要技艺,必须一气呵成。灰塑的配料最难把握。它与气候、气温和塑制位置都有直接的关系。配料中,所有基本材料都各有个性和用途。如石灰(包括蜊灰),主要起到黏合作用,但放置太久则会“过性”,不宜再用。制作中,第一道塑坯要加入细石沙和麻筋,以用沙防止干燥过快,用麻筋加强拉牵。此外还要掺和少量胶料和明矾。古代用黄鱼胶作胶料,有明矾加入就能防腐。最后工序的细灰、上彩都是在将干未干时进行,附着力最强。灰塑的配方全凭经验,太厚太薄、灰与砂比例等,都必须随时调整。通常一昼夜即会硬结,想改也改不了,除非重做。

    图2、3:鄞州灰塑的传承人朱英度(工作照)及其作品——九龙湖度假区“九龙壁”

    灰塑技艺也需要简单的专用工具,诸如大小刮刀、拷柱、剪刀、螂头、竹木塑刀等。
    灰塑技艺的传承有父子或师徒两种。它全凭口述身教,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在不同场合随机应变。灰塑师傅必须会画简单的图纸,对于古代人物、动物和花草等心中有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后,此业曾一度中断,如今会做比较精巧的灰塑艺匠已经不多。诸如曾为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塑制《麒麟》、《八骏图》和《太师少师图》的老师傅,过世前就没有带徒弟。1978年,鄞县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相继恢复与重修,当时70岁的朱贵法和近60岁的曹厚德,曾担负灰塑屋脊的技艺。他们带出的一批艺徒中,有30多岁的咸祥镇朱英度。近30余年来,朱英度又带着助手在鄞州和大江南北做过大量的灰塑,著名者诸如咸祥庙五彩屋脊塑、梁祝公园灰塑花窗、镇海文化广场《八仙过海》和九龙湖度假区《九龙壁》等。2009年,朱英度列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鄞州灰塑”传承人,咸祥镇也建立了灰塑传承基地。
    【鸡笼顶藻井工艺】藻井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中,一种交木而构的上凸式屋顶。古人认为,这种形若水井的屋顶能压火,可以起到防火的作用。藻井额枋上有小斗拱承托,层层出挑,收缩集结于顶部中心。由于它状如民间饲养家鸡的竹编笼子,故俗称“鸡笼顶”。“鸡笼顶”亦称为“螺旋娥罗顶”。“娥罗”指海滩中有螺旋状纹理的海螺。其又如古代束发男子或女子头顶螺髻。这种鸡笼顶藻井木结构建筑,多应用于寺庙和祠堂戏台顶部。

    图1:广泛流传于鄞州四乡的鸡笼顶藻井,工艺十分精巧

    中国古代,藻井被认为是人与神交流之处。戏台之台表示地,顶上穹窿表示天。数千年前,东西方建筑都应用了这一承重原理。中国汉代之前的地下墓室,即曾应用过这种穹隆顶。它有土拱、石拱和砖拱之分。南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内,也有绘有花草的“藻井”。浙东遗存的最古老木结构藻井,是江北区保国寺大殿内的三个藻井,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由于藻井木结构采用方口圆井,井圈层层作同心圆收缩,称为同心圆藻井,或同心圆穹隆顶。鄞县至今遗留在城乡内外近30处藻井,继承了宋代遗风,分为同心圈、螺旋顶、八角攒尖、卷棚顶和四方斜撑顶等样式。其中最精巧者即鸡笼顶藻井。这些鸡笼顶藻井的制作年代,从清代中期起,一直到民国。今所见宁波城隍庙、钱业会馆、秦家祠堂和江东庆安会馆等20余处皆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鸡笼顶藻井,有梁祝公园、咸祥庙和富邦饭店圆和殿等。由此可见,近300年来,鸡笼顶藻井在鄞县不仅流传广泛、技艺精湛,而且后继有人。百年前,鄞县工匠还曾为上海原四明公所戏台(今上海城隍庙豫园戏台)制造过鸡笼顶。鄞籍巧木师王承嘉,1984年曾为杭州青春宝公司和杭州中河路庆余亭建造过朱金漆木雕古亭阁中的鸡笼顶。

    图2:鄞州工匠制作的鸡笼顶藻井,堪称“鬼斧神工”

    鸡笼顶藻井在鄞县人看来司空见惯,不足为奇。1953年,浙江省群艺馆组织专家在鄞县考察时发现了“鸡笼顶”藻井建筑。当时,浙江美术学院的邓白教授在《浙江民间美术选集》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中称,宁波城隍庙的戏台鸡笼顶藻井是“鬼斧神功的奇迹” 。
    构成藻井的“斗拱”技艺,是中国古代工匠的伟大发明。它利用一只只方斗,连接梁枋承重,具有良好的防震功能。汉代起,它即应用于官府、寺庙和民宅木结构建筑。明清之后,斗拱形制缩小,转化为装饰功能为主。因此鄞县工匠创造的藻井斗拱,有阳马、昂头和斗升等多种形状。它们经贴金彩绘,在戏台顶部产生了丰富、精巧、绚丽和奇妙的装饰效果和良好的拢音作用。
    鸡笼顶藻井制作不易。在鄞州,樟木是主要的材料。它不仅有防蛀的芳香,而且软硬适中。制作前,先要将樟木剖成板料和档料,让其自然干燥,不变形。接着按戏台尺寸进行构造设计。一件鸡笼顶戏台,约要数百块大小和形状不同的木构件。制作时,尺寸必须算准,其中包括承托藻井的檐枋斗拱,井沿的方边、圆口和四角的天花板。井口的圆形木圈要一段一段榫接,再安装16条螺旋线的“阳马”,之后嵌入一块块雕花板。“阳马”伸出的昂头,刻成如意卷云状,木工师傅称为“鹅头”。其长短随师傅把握。一般倾斜的花板横线有20余圈,“鹅头”有近400只,盘旋至穹窿顶与中心的圆形铜镜相接,通体不用一枚钉。最后再进行平顶装配和其他饰件。木工完工后,再由漆匠精绘细漆。
    上世纪末以来,由于现代化机械化的发展,精巧的手工木匠逐步减少,会制造鸡笼顶藻井的师傅也越来越少。

    图3:身怀绝技的鸡笼顶工匠越来越少,塘溪镇的朱华国师傅成为这一手艺的传承人(工作照)

    近年,当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中,又在鄞东咸祥镇、塘溪镇一带发现一批身怀鸡笼顶藻井绝技的师傅。他们一般祖孙三代或父子传承。诸如张立群和朱华祥、朱华国父子,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鄞州各地修复和新制鸡笼顶藻井,并都带出了学徒。下应镇史祠、东钱湖陶公山王祠、咸祥裴君庙杨公祠等,都是鄞州巧匠的代表性作品。咸祥镇的咸祥庙,如今也成为这一工艺的传承基地。
    【石雕】鄞州现存有明确纪年的石雕当属唐大中八年(854)雕刻的鄞县城内江东永寿庵石经幢。这也是鄞县最早的有纪年的梅园石雕。它刻有尊胜陀罗尼经和天王、复莲等。该经幢由20世纪八十年代,从宁波中山公园迁移至保国寺保存。

    图1:鄞州最早的石刻:唐代的石经幢,距今已1200余年(今存保国寺)

    古代鄞州石雕技艺发展的最高峰在南宋初。当时,明州望族崛起。优良的梅园石大量用于建大宅、筑墓道。今存东钱湖南宋石刻,有五处已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其中石匠伊行未随大匠陈和卿赴日本重建了奈良东大寺,为寺院雕刻了佛座,并在南大门造出高达2.5米的一对石狮(今仍在)。他又为般若寺造出高13米的般若塔。伊后裔留在日本继续从事石雕,成为日本中世纪关东、关西石雕的代表性“伊派”,促进了日本石雕的发展。

    图2:南宋墓道前的石刻群人兽杂陈,大量采用本地梅园石(武勋翁仲及战马)

    古代石雕是铁、木、泥、石、竹“民生五匠”之一,而石匠又是“百作之首”。石匠大多世代传承。他们需要做采石、雕刻、运输和安装等一整套苦活,并担有风险。然而石雕的持久性,无论所镌文字或图像,都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文化实证。
    由于石匠身份低微,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很少有他们的名姓。在近几十年的调查中,仅发现有南宋绍兴三年(1133)雕造东钱湖延寿王寺塔的吴仁安以及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造奉化广济桥的鄞县小溪石匠许诚等。

    图3:元代鄞县小溪石匠许诚雕造的石墩木梁奉化广济桥

    古代石雕技艺在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一是加工技术的机械化,电锤及电动工具代替手工,大大提高了制作速度;二是大量的混凝土代替了石料。因此,石矿开采大幅度萎缩,石质不佳的石矿废弃,石雕的需求量剧减。此前,石匠人数自民国之后也在逐渐缩小。据1953年的统计,当地采石业尚有182户202人;至2000年,鄞州区仅鄞江梅园有适量开采石料。而如今要在鄞州区找到新一代石雕传承人则更难。

    图4:鄞州石匠雕造的石花窗、石狮

    石匠的工具尤为简单,主要是大小长短不一的方头铁榔头和打开石块用的小工具“裁子”(俗称“铁麻将”)。除此外还有长短大小不一,并有扁头、圆头之分的钢凿。
    石匠将毛石整理成适当形状,称为“打荒”。用大型“裁子”—榔头打去,碎屑飞出数米远,也是石匠多年功夫的体现。如果雕造捣臼、石磨、石桥、石凳和柱础等一般性石雕,石匠师傅会凭经验和“腹稿”,从粗坯到细作,一步一步制成。
    如果雕造照壁、石花窗、墙基石、石翁仲、石狮子、石龙柱和荷花石板等有点难度的石雕,就要用图样。做图样时,宜用沾着墨水的竹笔一次次在石料上点画,先粗后细,稍一疏忽,就会前功尽弃。
    今天,在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大批文物建筑需要修缮,仿旧建筑开始新建,传统园林和休闲建筑等选择性应用石雕手工艺技艺也重新得到重视。近年来,经各乡镇调查,当地老石匠还有,然而所带传承人不多。生于1955年的塘溪镇华山村张国财,1973年随父亲学石雕,从石雕日用品到陈设品都会。现在他的儿子张瑜又承接了他的石雕手艺。

    图5:石雕艺人张国财及其作品

    【竹刻】亦称竹雕刻。一般认为,深度施雕、多面可观看者为“雕”。而浅度雕刻仅一面可以观赏的称为“刻”。故世有“刻字”、“刻图章”而无“雕字”、“雕图章”之说。 “雕”的含义也广,包括“浮雕”、“圆雕”、“线雕”、“镂空雕”等。竹刻是在竹片、竹根上雕刻文字、图像,故可以完整地称为“竹雕刻”。
    中国史前社会即已使用竹器。河姆渡文化即发现过竹节器物。3000年前的中国古老记事,即用“竹书”。经汉唐至宋,竹子不仅应用于生活,而又逐渐为民间艺人和宫廷美术家们所赏识,因有纯粹欣赏品竹刻或竹雕。如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勺、六朝古墓出土的竹如意和唐代出现的留青竹刻等,可见于中国画史。

    图1:拥有15万亩竹林的鄞州,孕育了民间手工艺竹刻奇葩(大片毛竹林和各种竹刻制品)

    宋元是中国竹刻走向商品的时代。民间竹刻和文人竹刻都可进入市肆交易。特别是“文人画”的兴起,文人雅士种竹、画竹、刻竹以为时尚。到了明代,不但形成中国文人竹刻高峰,民间的竹刻如香插、竹筒、抱对、果盒、食篮等,也屡见不鲜。不少名匠既雕木又刻竹,史称“明清竹刻”。明清竹刻成为中国江南民间手工艺的一朶奇葩。鄞州区是江南主要产竹区之一。据1982年普查,鄞县(州)有竹27个品种,竹林15万亩,其中毛竹林13万亩,主要分布于山区和半山区。毛竹,古称猫竹、茅竹,是制作雕刻品和编织品的主要材料。民间对于竹子的使用历史悠久,唐宋时代即用于建筑和实用器皿,并在整段竹筒或剖开的竹片上刻字或花纹。
    竹刻的主要应用部位是毛竹即离根1米和去梢3米之间。这段竹筒,竹节长而均匀,纤维长而有韧性,故可作雕刻之材。也有人专门利用根节疤须制成风韵独特的竹根雕。

    图2:风韵独特的竹根雕

    用于雕刻的竹材,须是3—5年的成年竹。太老太嫩都不宜用。霉蛀是竹刻大忌。民间艺人认为,冬至、立春前采伐的冬竹,不易发生霉蛀。但古代和现代也有用高温蒸煮和药物浸泡等防霉蛀技术。
    竹刻手工艺是一件富有耐心和细心的手艺,从竹子的采集和雕刻前后的各道工序,有的历时数月,而竹刻的主要表现花纹是竹青、竹簧部分。
    从竹子的构造来看,横断面的竹材从外到内壁分为竹衣、竹青、竹簧(黄)和竹白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最表面的竹青纤维很韧,外表有一层青色薄皮,称为竹衣。一般最外面可以轻轻去除,而最内层竹白质地最松。故竹刻的部位主要在竹青和竹黄之间。这在业界一般称为“留青”和“去青”。
    “留青”又称“阴刻”,刻去的是花纹主体,为镂雕去除留下竹青,拓出的花纹为白色(如竹叶、竹竿花纹等);“去青”又称“阳刻”,将不必要的去掉,留下的花纹拓印后为黑色(如竹叶或文字都是黑色)。二种手法可以结合应用。一般在抱对、竹筒上多用去青竹刻,文字、花纹凹入竹筒表面。竹刻又有平底、尖底和圆底等起底刻法。它全凭雕刻师傅的选择运用。竹刻主要工艺流程如下:
    ▇选择竹雕内容。
    ▇选竹。竹要老足,刮去竹衣。新鲜的毛竹水分太多,以阴干数月者最好。竹材须经防霉蛀处理。常用方法可在石灰水和开水中煮泡,需染色者可同时染色。
    ▇起稿。将竹雕内容粘贴在竹上,或用铅笔画好花纹后,用不同形状的雕刻刀刻凿出花纹边线。其难度在于,竹青纤维长而直,谨防“逆丝流”用刀。
    ▇深入刀凿并起底,防范“逆丝流”而花纹脱落。
    ▇整体调整、打磨,宜用锋利雕刀才。

    图3:咸祥镇的潘兆丰,创作了不少优秀竹刻作品

    ▇做色、上腊或光油,完成作品。
    要制作较好的艺术竹刻,同样要拜师学习。
    鄞州区咸祥镇潘兆丰老人,自幼写一手好字,也会画,年轻时曾拜蔡修来为师,学过木雕和雕刻。后来结识了木雕名师朱云清,又受屠贵浩师傅指点,能雕会嵌。退休后,他精研竹刻,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有的获得省、市和全国性奖项。
    2008年,竹刻技艺列入鄞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咸祥中学成为这门手工艺的教学传承基地。校内出现了一批热爱竹刻技艺的新人。
    【竹编】竹编即将竹筒去根梢后,劈成篾片或篾丝,编成日用品的手艺。关于竹编,民间有故事这样解释俗语 “有眼不识泰山”。泰山是鲁班的徒弟,他后来不学木匠改学竹编,被鲁班赶走。数年后,鲁班到江南,看到徒弟泰山编的十分精巧的竹编,十分愧疚当时不识人才。从此,泰山成为竹编的祖师爷。
    江南非常适用毛竹与小竹的生长。一株毛竹栽植后,一般第二年就可以长出一遍新竹,第三年形成小竹园,第四年、五年即可成林,并可用于竹编。竹子的生命力和它的良好习性,有儒教 “忠、孝、节、义”中的“孝”和“节”象征。苏东坡曾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诗文。3000年前,浙江就有先民编制竹编应用于生活。江南城乡,竹编品四处可见,并是农家的普遍手艺。唐宋之后,竹编商品化,开始分为多种档次。宫廷和富贵人家的竹编,有的细如丝发,可以经漆饰贴金,配上竹刻、饰以金玉,显得富贵和精致。明清至民国六百年来,鄞县竹编逐渐进入集市贸易,成为集市贸易中大宗商品。当时,鄞县四个城门内外十天一市,适逢三、八、七、九,交易竹器。明清时期,郊外宝幢、梅墟、栎社等乡村集市多达70余。竹编的销量、使用和编制,成为产业,良性循环。高档的香篮、幢篮,中档的饭篮、发罗、食合及低档的箕、罗、簟、篮等,都产销两旺。

    图1:竹编制成品(饭篮、箕、箩、香篮等)遍及鄞州四乡

    民国时期的鄞县,南门三市以竹编器为大宗。竹器商铺有百余家。有的竹编手艺人设前店后场,有的挑担于城乡街巷流动售卖。也有的代代传承,长年累月在作场带徒传艺直。当时,篾竹业有同业公会,竹匠分布面十分广泛,约数万人。有的一个村就有近百位竹匠。新中国成立后,当地设立了竹器社,以竹艺为生的社员近千。1964年,鄞县手工业联社曾进行竹编技术比艺,横溪罗、簟获先进奖。1965年3月,鄞县第一届手工业联社理事陈志定、吴唐德二位竹编师傅受国家派遣,赴非洲肯尼亚传授技艺(据宁波二轻工业志,鄞县篇)。
    鄞县专业工艺竹编,自20世纪六十年代始,出口外贸,产品向高档化、艺术化和规格化发展。据《鄞县志》统计,1978年,鄞县产竹编农具9.5万件,1985年仅0.7万件。而工艺竹编的产值,1978年170.4万元,1985年为246.9万元,鄞西的外贸竹编加工厂竟达20余家。这些产品有各种欣赏品和陈设品。1982年,鄞东梅岭东山竹编厂有80多万元订货,东山村有400多人从事工艺竹编,而村外还有十余家加工点。当时数千工艺竹编工匠分布于山区平原,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因市场低迷,才偃旗息鼓。
    竹编技艺的工具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篾竹刀。它是鹰喙状的钩刀,专用于劈开竹筒和劈成篾片。另一工具是劈薄篾和竹丝的有柄厚背长约一尺的平头快刀。其他工具与木工工具相似,有锯子、绕刨、钳门、铲凿、牽钻或压钻等。再者用于保证篾片宽度和篾丝细度的过篾二片“钳门”,也是竹匠特有工具。

    图2:竹匠用篾、竹刀将竹片劈成又薄又细的编织材,乃是重要的技艺

    竹编简要工序是选择三年以上的成熟竹材,去梢、根后剖竹,然后按需要再劈成篾竹、篾丝。竹编师傅能劈成薄如纸、细如丝的编织材,有的制作时须用牙齿咬拉,堪称民间绝技。
    竹编分成各种类型,有的以竹片为主(如竹席、篮底等),有的以竹丝为主。大部分工艺性较强的多用之。工艺细竹编还要制作可以脱卸的木模。竹编基本成型后还有装饰、装配、防霉蛀和上色上漆等工序。20世纪六十年代后,由于塑料工业的发展,民用竹编绝大多被塑料代用。20世纪九十年代后,外贸竹编也大都下马,民间竹编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
    今塘溪镇东山村60余岁的叶良康师傅,曾拜宁波工艺美术厂李生友为师。他至未放弃竹编工艺品制作,并于近年在村民委支持下,开始传授徒弟。

    图3:叶良康师傅指导竹编传承基地的孩子们(塘溪镇上城小学)

    【虎头鞋技艺】我国民间一向有对老虎的崇拜。3000年前的殷商至今,官府、贵族、平民、百姓,都以老虎为雄健、吉祥和避邪的象征。虎头鞋也是民间虎崇拜表现之一。
    《鄞县民间故事》书中还有这样的说法:一位聪明的母亲,给自己的宝贝儿子穿了一双鞋,坐在院子里玩。一只母老虎悄悄进入院子,见孩子脚上的虎头鞋,不敢张牙舞爪,悄悄溜走。待老虎走出院门,母亲仅看到老虎的一截尾巴。
    虎头鞋的历史可追溯两千年前的汉代。当时称为“伏虎头鞋”,由男子穿着。唐宫廷女子也绣制“虎头鞋”。这在新疆吐鲁番古墓中曾有出土。宋明时,我国各地都有制虎头鞋民俗,但鞋样和虎头做法各不相同。有的还连带袜子,称为“虎头靴”,与古代武将虎头靴相似。

    图1:古代的虎头鞋

    鄞县虎头鞋有“鞋”、“靴”两种。色彩不限于虎色本身,红、白、兰都有。有的乡村还讲究穿三种虎头鞋,诸如:头双蓝,即拦住邪气,四季平安;二双红,即见红消灾,百病消散;三双紫,即紫气东来有富贵。
    为适应民间心理喜好,近现代虎头鞋在古代虎头鞋基础上作了大幅度改革,诸如形状更加可爱,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胡须作了夸张,额头有“王”字。还有的采用缝、剪、贴、编、绣、画等多种手艺和家庭零碎布料,将虎头做大,耳朵贴缝填鸡鸭鹅毛,眼睛和嘴很有生气。鄞县虎头鞋与其他区域虎头鞋有明显区别。它们都是一代代长辈传承给下辈。
    鄞州西乡古林镇82岁的曹大毛老太,十余岁时即随着母亲学做针线绣花,并学做虎头鞋。当地风俗里,谁家有人出嫁、迎娶或小孩满月,都要穿虎头鞋。有的则作为新娘嫁妆和新房陈设。有的虎头鞋直到小孩长大成人,还压在箱底避邪、纳吉。民间都以为虎是百兽之王,虎头鞋可以护佑儿童平安、健康。这些虎头鞋,有外婆做、阿姑做和邻舍做,又好像在比试各自手艺。端午节时,也有不少小孩穿上虎头鞋以避凶驱邪。有的新婚夫妇也有老虎鞋,祈望消灾免病、白头到老。总之,虎头鞋曾经在昔时寄托平民百姓对下一代的希望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即使粗粮旧衫,依然心安。
    鄞县的虎头鞋内胎用棉花填充。其如同制鞋,待整体成型后,将半成品翻过来再缝线,最后才缝上虎头。
    老虎鞋全套工序有20余道,鞋底有硬有软,鞋面有平口、蚶子口、高帮和低帮,面料有厚薄、单层或多层等。
    绣花是虎头鞋的主要手艺,旧时有将鞋花纸贴在布料上,用圆形花绷绣花。
    各种配件准备好之后是成型。成型包括剪贴、黏合、缝制、拼接和点缀等。
    虎头鞋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装上鞋绊。至此,虎头鞋制作完成。

    图2:鄞州的虎头鞋是当地历史文化的遗存(古林镇曹大毛老太和下应街道应梅娟在制作虎头鞋)

    鄞州虎头鞋的缝绣技艺中,有采用耳朵四周用锯齿形的牙状绣线装饰;虎眼则吊起,并使用黑白二色线;胡须用一束白色丝线,扁圆形嘴巴绣上红色,鼻子用一块小碎布嵌入两眼之间,耳朵高高竖起,额上一个“王”字,显得八面威风、虎虎生气。
    虎头鞋如今已列为鄞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一项目多次参加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由于虎头鞋技艺主要靠手工针线刺绣,如今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才会制作。除了如上所述80余岁古林镇曹老太以外,还有鄞东下应街道70余岁的应梅娟婆婆,年轻时从母亲那里学得做虎头鞋手艺,如今也做了数十年虎头鞋。为了使她的手艺得以传承,经民间文艺家协会推荐,她新收了20余岁的女孩顾昊华为徒。她们的作品共同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村举办的中国民间艺术品展示。

    图3:北京奥运村中国艺术品展示的鄞州虎头鞋

    【香包制作】香袋,时称“香包”,古代则称为香囊、佩帏。古籍《岁时广记》和《岁时杂记》都有记载:“端午以赤白彩如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可见,我国古代民间端午节的佩饰丰富多彩,由来已久。
    香袋多与端午节有关。
    端午节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故称“端五”。这一节日,至少战国时代即有。我国各地对端午节的起源和形成有不同说法。吴越和浙东认为与龙有关。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端午考》称,《战国策》有记载,端午节是祭祀吴越先民图腾“龙”的节日。农历五月初五日午时,太阳正入“中天”,毒蛇爬虫蠢蠢欲动。《白蛇传》故事中有白娘子端午午时饮酒闻香现真身的故事,即是民间传说的一种体现。此日喝雄黄酒、挂菖蒲、佩香袋和划龙舟等,都有避邪防毒之意。故屈原《楚辞》中有“浴兰汤兮沐芳草”之句。

    图1:端午挂菖蒲、佩香袋,有避邪防毒和求吉祈福之意(照片突出各色香袋)

    古人以为香能解秽辟毒,故屈原辞中不断出现的“江离”、“辟芷”、“秋兰”等香草,与后来中药里的白芷、川芎、芩草、排草、山奈、甘松等有关,并均作为香袋内香料而用。有的端午日,则将菖蒲、艾青等有香味的艾草挂在门口,有的则将蚌粉、雄黄、朱砂和烧酒等视作端午日驱邪纳吉的佩料和香剂。
    制作香袋,表达了长辈对下一代的关爱,或表达了邻里、亲朋间的关切和友情。所以旧时了端午节前,男女老幼总是互相馈赠香袋,祈求吉祥。这种为鄞人称作香袋的佩挂件,从汉代至唐、宋、明、清历代传承,不论职位,不分性别与年龄,都是人见人爱,并形成中国古代的“香道”。香袋不仅应用于端午节前后,即使平时,也有人经常佩带。
    从古代的香袋,到如今的香包,它的主要功能没有变,都是为了求吉祈福、驱恶避邪,并增加节日气氛,点缀服饰和居室环境。
    香袋的形状和材料五花八门。一般来说,民间最受欢迎的还是充满个性特色的手工制香袋或香包。其中,尤以五彩纺织品制作的香袋最受人们欢迎。
    旧时香袋分为方袋、圆袋、花形、蛋形、石榴形、猪心形、粽子状、白兔状和老虎状等十二生肖形。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当代香袋或香包的制作开始产业化和机械化,商场和百货店也开始有出售。同时,个性化的民间手工香袋则显得越来越少。一般年轻女孩更不会穿针引线,民间香袋手工技艺濒临失传,地方个性和特色在逐渐消失。
    近年来,鄞州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中,发现当地会制作香袋的居民有:
    鄞东下应街道河东村张金娣(1933年生),善制绣球香袋、白马香袋和蝴蝶香袋等。她用碎布巧妙缝制的香袋,美观精致,颇受人爱。
    鄞西集仕港山下庄村民吴爱珍(1936年生),亦擅长制作十二生肖香袋。
    鄞南姜山镇走马塘村的陈信花(1932年生),擅长制作老虎、八卦、水菱和粽子等香袋,并由亲戚带到美国作礼品,备受海外朋友赞赏。
    东乡丘隘镇东雅村郭玲妹,近年制作的穿珠香袋、老虎香袋、人见人爱,并参加过鄞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活动。

    图2:具有个性的鄞州民间香袋

    民间手工香袋的制作在旧时多由家庭、邻里间的互相传承。除了常见的形状外,也可以别出心裁,做出个人特色。
    鄞州民间香袋的一般制作程序如下:
    ▇准备工具和材料,诸如针、线、剪刀、熨斗、碎布料及各种配饰和香料(中药店购);
    ▇剪出构思出的纸样并剪刻出布样与各种配件;
    ▇使用绣花或染、绘、刻、钉、贴、镶等手工艺;
    ▇缝拼成型,灌入香料后用针线封口;
    ▇修整和装饰最后一道工序,诸如加流苏、彩珠、光片、丝带等。
    香料有三种配方:
    ▇冰片、樟脑、良姜、桂皮,带有清凉的香味;
    ▇川芎、白芷、苍术、冰片,香味清雅而持久;
    ▇山奈、雄黄、樟脑、丁香,带有浓郁的芳香。
    以上每一配方约50克,可用于1—3个香袋,香气3—5日逐渐消淡。

    图3:香袋技艺也属于传统女红,今已濒临失传
                                                                    (杨古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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